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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】“敌情非常严重”的单位

2019/9/11 17:59:30

【读书】“敌情非常严重”的单位

手中拿着《查封徐家汇藏书楼的汇报》,张春桥的眉头舒展了,仿佛了结一桩心事。从此,狄克那篇发表于1936年3月15日《大晚报·火炬》的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,封入“冻土层”。他的许许多多暗箭般的毒文,也不再有暴露之虞。

 

细思量,他又不由得双眉紧锁。死材料易禁,活口难封。那么多书库管理员,势必看过那些30年代报刊。这些人一张口,就会发射出“炮打江青”、“炮打张春桥”的炮弹,更何况那个泄露“狄克=张春桥”这一天机的主炮手,迄今隐伏,未曾抓获。

 

张春桥又下一道密令。

 

1968年9月20日,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、“向解放军学习”的口号响彻上海文化广场。“工军宣队进驻上海文化系统”的盛大“欢迎仪式”,在那里举行。主席台上,戴着大红纸花的工、军宣队代表,慷慨激昂地发言,不断引述姚文元在8月25日发表的《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》。

 

9月22日,一支由穿绿军装和蓝色工装者组成的队伍,挎着鲜红色的语录袋,步入上海图书馆大门。军人6名,工人27名。这支“领导一切”的队伍,事先接到张春桥的密令,肩负特殊使命,进驻这“敌情非常严重”的单位。

 

张春桥毫不含糊地说:“上海图书馆有一批很坏的人!”

 

不仅“坏”,而且是“很坏”;不只是一个,而且是“一批”。上海图书馆的“敌情”如此严重,张春桥这一句话就说得够清楚的了。

 

在上海市革委会的一次会议上,张春桥说及有人用30年代资料“炮打”他,顿时竖眉瞪眼,穷凶极恶地说:“以后谁再要提这个事,我就不客气了,我是要整人的!”

 

果真,张春桥“不客气了”,“整人”了!

 

徐景贤为“整人”定下了罪名:“上海图书馆有人曾提供了30年代资料,就是提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!”

 

不言而喻,“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”= 现行反革命。

 

在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、“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”的口号下,“整人”开始了。

 

首当其冲的,当然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。诚如1977年3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所披露:“藏书楼的九名工作人员,包括工勤人员、图书馆修补工,也没有一个逃脱‘四人帮’的魔掌。甚至临时在藏书楼工作过的人、进过藏书楼的人、接触过三十年代资料的人,统统成了‘审查’对象。”

 

藏书楼那百年老屋里,刀光剑影闪耀,腥风血雨可闻,一时间一片白色恐怖,人人自危。

 

“学习班”不断收进“新学员”。只进不出,挨整的人数从9人扩大到20人、30人、40人以至50多人!

 

张春桥还不解恨。他批评进驻上海图书馆的工、军宣队还太右,指派得力干将、市文教组头头徐海涛亲自坐镇上海图书馆,工宣队员增至37人,军宣队员增至9人。大军压境,乌云欲摧藏书楼。

 

张春桥激将了:“‘一办’(即市文教组——引者注)的徐海涛,你好像没有一点波涛。我看你很怕”。徐海涛马上答曰:“我不怕!”张春桥继续说:“我看你怕,怕什么?在这块阵地上战斗,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!”

 

徐海涛掀浪兴涛了。

 

1970年2月9日,徐海涛杀气腾腾,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了“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”。

 

坐在台上,他的手指朝上海图书馆主楼顶上的巨钟一指,骂声咧咧:“你们上海图书馆的钟楼,不是钟楼,那是炮钟!”

 

这句话,顿时成了徐海涛的“名言”!

 

徐海涛从军装口袋里,掏出一张名单。台上念一声,台下的打手们抓一个。

 

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图书馆工作人员,被抓进了隔离室。

 

徐海涛还宣布,对这些被拘留者的家,进行“保密检查”。

 

多么动听的词儿——“保密检查”,其实就是抄家!抄家的重点,是收缴那些“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的“防扩散材料”。唯其“防扩散”,故曰“保密检查”。

 

以下是一部分被隔离审查者的名单及隔离期限:

 

费毓龙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。

罗良健 1970年2月至1972年9月。

施龙生 1970年2月至1972年6月。

任光亮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。

刘 萱 1970年2月至1970年5月。

于为刚 1970年2月至1970年4月。

 

当年,秦始皇实行“焚书坑儒”。如今,张春桥则“封书囚儒”!秦始皇焚书坑儒,为的是“禁止儒生以古非今”;张春桥封书囚儒,为的是遮盖自己的罪恶,掩人耳目。满口马列的张春桥,到头来率由旧章,拾起封建帝王的牙慧。“藏书楼案件”,震惊上海。1971年4月,王洪文把“藏书楼案件”列为上海所谓“十大反革命案件”之一,竟又增派工、军宣队二十多名。

 

在那风云变幻的岁月,忽地全国上下掀起“五一六分子”来了。

 

徐景贤像绕口令似的,把“藏书楼案件”提到了新的高度:“清查‘四一二’,就是清查‘五一六’,清查‘五一六’,就要清查‘四一二’。”

 

如果将来不出版一部《“文革”辞典》的话,不用说后人将弄不清楚这些“四一二”、“五一六”了,就连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也不知所云。

 

1971年4月28日,在上海文化系统清查“五一六”动员大会上,藏书楼又成了重点目标。王秀珍声色俱厉,大叫道:“‘五一六’分子在藏书楼查了那么多的材料,杀了他们的头也不解恨!”

 

无端受审,无端蒙尘,朱保炯成了第一个牺牲者。1971年5月16日,朱保炯悄然服下过量的肺结核特效药“雷米封”,自杀身亡,以死相抗。

 

青年工作人员袁嘉锡被逼得精神失常。他,只不过在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(即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——引者注)“红影组”为了写《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录》,来借30年代电影杂志,由他经办;他,只不过在“四一二”炮打的时候,说过“张春桥是叛徒”、“藏书楼有张春桥的罪证”。他被定为“清查重点”。

 

1970年2月13日,袁嘉锡被送入“学习班”;

 

1970年4月24日,袁嘉锡被隔离审查。

 

尽管他在隔离审查时精神失常了,1970年11月11日,上海市公安局仍发出了逮捕证。

 

他锒铛入狱,直至1973年3月才被释放。

 

(注: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(增订版)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。不得复制、转载。栏目编辑:许莺 编辑邮箱 shguancha@sina.com)